10月18日，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重庆股票配资，享年103岁。
就在10月1日，杨振宁友人还在社交网络发布先生103岁寿辰的现场照片。一缕阳光斜穿过玻璃窗，将窗上“103”字样的气球与一束鲜花衬托出一片平和宁静的居家气氛。这场由清华大学邱勇书记带着清华师生参与的低调家庭寿宴，像极了杨振宁的人生隐喻——在他一生研究的对称原理中，喧嚣与静谧、宏大与精微，达成了百岁人生的呼应与平衡。
杨振宁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去年1月，纪录片《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在北京上映，导演之一史蒂夫·伯恩斯说，杨振宁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他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关于美丽、复杂、开创性的物理学，还包括他对教育的坚持和奉献。”
杨振宁的百年人生，经历了抗日战争、二战、冷战，也经历了中国从封闭、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的全过程，他见证并推动着中国对科学的重新提倡，也见证中国物理学在新世纪的进程。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弗里曼·戴森说，杨振宁身上罕见地齐聚了三个特点：极高超的数学能力，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以及在中国文化复兴中发挥的团队精神。
他是一位心怀人文主义浪漫的物理学家，常用美、妙、优雅来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与他熟识的物理学家说他“以艺术家而非科学家的身份工作”、“有孩子般天真个性”。
他也是一位拥有家国情怀、对祖国充满赤子之心的学者。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的描述：“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颠沛时代下的物理人生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他的父亲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先后在清华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教多年，科学造诣深厚。在父亲影响下，杨振宁自幼展露数学天赋，他回忆第一次接触到20世纪的物理学就是在北平崇德中学图书馆内看到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中译本，“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使得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哪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随着父母颠沛流离，父亲依然全力支持儿子在昆明的学业。十几岁时，他便对父亲说出“长大后要拿诺贝尔奖”的豪言。
1938年，中学还没毕业的杨振宁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战火纷飞，师资上却是大师云集。杨振宁曾回忆：“我物理上的品味很大程度形成于1938年到1944年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期。那些年，我开始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工作。他们都有一种能力，能够从物理概念、理论结构或者物理现象提炼出基本，然后集中于本质。”
1945年硕士毕业后，杨振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系继续学术研究，师从物理学家费米和“氢弹之父”泰勒。
1949年，他在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担任院长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的黄金17年，迎来学术巅峰，产出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1954年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1956年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让他跻身世界顶级物理学家之列。
杨振宁曾撰文回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他也曾回忆自己三次近距离接触爱因斯坦的往事，相差40多岁的两位物理学家，曾有过深入交流，但因当时德语并不精通，留下“听得一知半解”的遗憾。待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已去世两年。
在杨振宁留学美国之前，父亲就叮嘱他，国家处于艰难时期，学成后定要回国效力。他将诺奖奖金捐赠给中国留学生基金会，培养了数十位学科带头人。
1971年，中美关系一缓和，杨振宁立刻回中国，成为首位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几乎每次访华，他都得到中央高层接见，搭建中美文化交流。他曾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总理对谈六小时，力主恢复高考、重建科研体系。
自他开始，一大批海外华裔学者放下疑虑，纷纷回国做学术。杨振宁凭借自己的资源，资助中国学者赴美留学。他发起创立“科学探索奖”，竭力培养中国科技人才。这几十年来，他不断招揽学术人才、筹集学术资金、打造中国的学术环境。在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时，他卖掉纽约长岛的别墅，将全部积蓄投入其中。
1986年，数学大师陈省身创办南开数学所，邀请杨振宁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后者欣然应允。2001年，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上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写信给杨振宁，想要成立高等研究院，“我请他当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没问题，一下就来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几十年里，由杨振宁参与建立的中国一流物理实验室多达60多个，不仅缩短与国外物理基础设施的差距，培养诸多科研人才，也诞生出无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占据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一席之地。
“两弹”元勋邓稼先，与杨振宁从中学、大学到美国留学，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友谊，“亲如兄弟”。邓稼先曾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2021年，杨振宁在出席自己的百年生日活动时，回忆这封信，认为自己不辜负挚友邓稼先的嘱望：“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曙光与晨曦
“有人说，杨振宁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有人说他是卓越的、有风格的物理学家。其实很多人奇怪，认为物理应该是跟人的品格、性格、气质，没关系的。杨先生却说做物理要做好，是要有品位和风格的。”朱经武说，杨振宁对物理的热爱抵达了痴迷的程度，“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把物理看成是跟爱情一样的东西。他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
杨振宁曾写过：“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园，是杨振宁于晚年回归自己人生最初起点的选择。他曾带着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的数学家同事去看自己童年时在清华园的住所。回到清华时，虽已高龄，却依然全职，保持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节奏，带着团队研究高温超导、量子计算等领域，并取得突破。
哪怕获得极高成就，他依然会为本科生开设《普通物理》。他常对青年学者说："科学研究就像侦探破案，最重要的不是聪明，而是抓住不放的执着。”
与翁帆结婚后，杨振宁在生活上有了充分的照料。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教书、演讲，偶尔住到香港中文大学，或赴新加坡、日本和欧美出席会议，都有翁帆做伴，外界看到的他，始终思虑清明，健康状态远超同龄人。
杨振宁与翁帆先后合著《曙光集》《晨曦集》，妻子担任翻译与编辑工作，呈现杨振宁多年来所关心的科学与科学以外的问题，他生活的重心，以及他对科学历史的评价。在《曙光集》中，他写道，“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杨振宁的内心，始终充满人文情怀。杜甫"星垂平野阔"的诗句挂在他书房，"对世界保持孩童般的好奇"是他笑谈自己长寿的秘诀。在他晚年公开亮相的场合，夫妇俩总是携手出席。
在2018年出版的《晨曦集》，翁帆在后记中写道：“《晨曦集》的出版又值先生95岁寿诞。先生常说他的一生非常非常幸运。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真、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他本可以简单地做一位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翁帆说，《晨曦集》这个名字，寄托了杨振宁一生的期望。
在2023年百岁诞辰之际，杨振宁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科学探索如同在黑夜中寻找钥匙，重要的是相信钥匙一定存在。"
研究了一生的宇宙奥秘，杨振宁在年近百岁时坦言，自己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自然界的妙，以及人类的渺小，“我想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
图片/清华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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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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